房价10年涨10倍，今天有必要重温当年讲话

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算起，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从2004年房价暴涨开始算起，到现在也有13年。这十多年间，北上深的房价从三五千涨到了三五万，涨幅超过十倍，全国住宅均价也从一两千上涨到七八千，涨幅也有三四倍之多。

作为福利分房的终结者和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操刀者，？对于房价上涨，他又有何看法？回看当年，我们才能明白住房改革是如何误入歧途的。 

先来说说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大背景。

经历过福利分房时代的人都知道，福利分房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要知道，福利分房是以城镇职工为主体的，这意味着部分人要被排除在外。更关键的是，福利分房充斥着不公平，能分到多大的房子，要看级别，处级干部分的比科级干部多，科级干部又比普通职工多。

至于住房商品化改革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1997年1月24日，。：

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这段话的要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并延续至今。

二是当初所说的住房商品化，并非全盘市场化，也不是让价格随意滋长，而是以“低价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改革，这样既能避免福利分房的弊端，又能解决居民住房困难。

关于这一点，：

我讲的是住房，特别是和公积金结合的有一定资金渠道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高级住宅，也不是写字楼……

这里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后来误入歧途的经济适用房，而是低价格住房的统称，其原型更像是新加坡的组屋。政府划拨土地，保本微利原则出售，面对广大中低收入者。

，经济适用住房才是主流，至于商品房则是面向高收入者的。然而在后来的实践里，商品房却成了主流，经济适用住房乃至在一段时间消失不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经济适用住房无利可图。

作为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刺破者，早在一开始，：

千万别借这个名义来复活房地产热。1993年经济过热，热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热在房地产。各地区、各部门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让过去的房地产热在加快住房建设的名义下复活。

时隔5年之后，2002年，,研究加强城乡规划管理问题，针对当时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浮夸、铺张和不顾实际情况之风，：

安居工程没有解决，很多房子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盖了给谁住呀？这种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厉害。

在“卸任总结”里，：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

任期内最后一次深圳香港之行，，发出了堪称预言式的提醒：

深圳现在没地了，要到惠州换一块地。你们考虑一下，这样子房地产市场能够维持下去吗……（要引以为戒）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

今天回看，这些提醒有多少变成了现实？

3「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住房商品化改革，带来了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盛行。。这种观点说，分税制夺走了地方税源，地方政府才不得不靠土地财政赚钱。

2011年，在与清华师生座谈中，：

最近，还有一种谬论，，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

紧接着，：

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

功过任人评说。

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本意在于解决居住困难的住房改革，最终却造就了一个经济支柱型产业？

本来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改革，为何在实践中成了全盘市场化？

主政者一直都对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十分警醒，为何房价十年却涨了十倍，成了国民难以承受之重？

【延伸】：房地产业弊端大得不得了

本文摘自《共识：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　著，东方出版社

距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余。。这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自那以后，的通货膨胀强势顿消，有力的政府举措功不可没。

1998年爆发后，，成功渡过“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时刻。。

，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以既“悲”且“壮”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当然，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则刚刚破题。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称其为“”、“的巴尔戈乔夫”，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场合，：“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力度之强，。1994年，，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至今，：“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现在很多领域，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金融体制改革，，割断了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其职能越来越集中，，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贷款规模、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再贴现、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1994年1月1日，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72∶1，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通过此次改革，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原则的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有人称，。2002年3月15日，：“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个人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梦想、智慧、热血、壮怀和勇气终将被岁月之河卷走，不过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不会戛然而止。如同诗中的智慧：“对于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间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鲜花，曾经那样的繁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一个总理的忧伤

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时候，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

，也有他的忧伤——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

，：“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与经济体制相比，，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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