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垢能几何 翛然脱羁梏｜让我们一同倾听学者心中的东坡禅缘

净慧立足中国传统、禅宗的现实主义风格并汲取富有进取精神的人间的思想而创立生活禅，在20多年的弘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和丰富，使之发展成为包括生活禅宗旨、理念、修学原则和形式、僧才教育和寺院管理等在内的禅门修证体系。

生活禅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提倡在生活中禅修，在禅修中生活，并不意味着改变乃至放弃传统的日常法务、仪式和修行活动。

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简称“三州＂），以儒家思想为支柱，挺过三州的磨难。对禅宗的态度，是一种避祸的心态，更是期待藉着佛法改变自己成为另一个全新的苏轼的努力与凭借。虽然最后还是放弃改变自己的努力，也可以看出禅宗在苏轼贬谪三州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黄州与惠州时期，苏轼真的是认真做定课想改变，甚至去除遭致贬谪的习气，但是仍再贬谪海南岛。苏轼到海南岛，没有那些定课，却用手抄《》转念，使自己生津止饥，成为伴随苏轼困穷的精神资粮。

苏轼在卧床养息期间，听闻宗本禅师入住西湖南山净慈寺后，宗风大振，遂以此诗婉拒周长官游灵隐之邀约，独往净慈参谒本长老。此诗末后句“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还附有小注：“《楞严经》云：我今示汝无所还地。”参禅问道觅心地，是苏公乐此不疲的追求，《楞严经》所示之无所还地，正是禅宗当下契入的安心法门，此诗显示那时的东坡对此已有所领悟。

苏轼因病而得闲暇，便在初夏时节往游南山深处的虎跑泉。一路清凉之行，富有野趣，入寺之后自在品尝虎跑甘泉，舒坦安适，诗人顿有所悟，遂从胸臆中自然流淌出“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的千古绝唱！

苏轼因文字招祸，历死亡边缘后遭贬谪黄州，在人生陷入低潮时期，寻得安国寺作为心灵依靠处。对于萦绕心中的悔恨，透过适用的禅观法门，及安国寺的闲静地，经验到身心俱空，罪性了不可得，超脱罪感意识，心灵获得安顿，禅悟体验大幅深化，更能用诗性语言表达精神自在境地。安国寺为苏轼提供调剂身心的世外秘境。于此寺浴室，洗去身心疲累，放下一切俗缘，进趣禅的离言意境。此处是他接近大自然的观览胜地；偶尔兴起人生感慨，于疗愈氛围中很快恢复豁达胸怀。好友相谈，此寺为帮助谈趣的幽雅环境；罗汉托梦，此寺是安置圣像的宗教灵地。苏轼在黄州幸有安国寺，令其身心寄托有在。

东坡从前贤王维的身上，看出了文人画与画工的不同，「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鹤谢笼樊」，此后他与高僧谈禅论道，全不脱「寓意于物，而不留于物」的中心思想。此一理论应用在美学上，即是「山石树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他采取禅宗心灵观照式的直觉体验，一方面能神与物交：「天机之所合，犹如造化生万物一样」；另一方面凝神不释，「身与物化」，将艺术物象的构成过程，自然而然的成为作者人品、胸襟、气质等，以至于是全人格的自我写照。
      追溯东坡的禅美学，与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均有关联，因此本文拟从东坡禅学思想探源，找出他禅诗中的思想底蕴，以及他思想美学成形的缘由，以助于后学者一窥究竟。

关于苏轼的学佛历程，学术界已经从早期的泛论走向分段论述，即结合苏轼自身的人生历程和发展的地理分布，分阶段透视苏轼与的内在关联。这类论著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综论。王水照按照在朝——外任——贬居将苏轼人生分为七个时期，认为苏轼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贯穿各个时期，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艺术风格贯穿各个时期；他还认为苏轼任职和贬居时思想上有儒家和佛老思想变化之不同，艺术上有豪健清雄、清旷简远、自然平淡之别。夏露则将苏轼事佛分为三个阶段：从初出西蜀到首次任职杭州为“踌蹰思隐”时期，从黄州至惠州及海南前期为“物我相忘”时期，海南后期至去世为“佛言如泡”的学佛终结期。李明华的博士论文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倅杭之前、倅杭时期、密徐湖时期、黄州时期、元祐时期、惠州儋州时期，并对其中的490篇与佛禅有关系的诗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该博士论文认为，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为苏轼一生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倅杭之前，苏轼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凤翔时期前后，苏轼诗作多采用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苏轼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到了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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