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光：志愿路上，我只是一名“新乡土教授”
前言
志愿足迹
我从事志愿服务研究与推广工作20多年了，自1995年接受深圳市义工联的委托正式承接《义工组织转型与发展》专题研究；到接受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广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委托，深入广州、佛山、江门、梅州、清远、茂名等地做志愿服务项目创新研究、志愿文化推广调查等等；再到接受国家部门的委托到北京、上海、湖北、陕西、四川、吉林等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农村志愿服务发展调查研究、培训教育，足迹由珠江三角洲地区延伸到华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等等。
一路走来，看到很多可喜的变化，也发现不少存在问题；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也学习到很多鲜活的经验；曾经与志愿者同快乐同艰苦，也竭尽全力给予关心和支持。
自我定位
经常有人问我，“谭老师，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为志愿组织做了什么事”、“你觉得自己的贡献是什么”，这些问题让我一下子很难回答。如今静下心来想想，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新乡土教授”，既不是学识高超的大学者，也不是锦囊妙计的大专家，更不是业绩辉煌的大英雄，仅仅是游走在中国大地的热心知识人。
我心中非常崇敬三位前辈：第一位是梁启超先生，不论其学识高低，不论其足迹远近，“少年强即中国强”影响了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人。第二位是，其“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一直激励社会热心人士的探索。第三位是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从《乡村经济》到《乡土中国》启迪几代学人，同时在改革开放以来费老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到“老少边区”发展，学术研究一直伴随社会经济振兴。
关注“新乡土”
我在这些年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感觉“新乡土中国”的延伸体现在“城市与农村连接、平原与山区连接、沿海与内地连接、网络与家庭连接”。志愿者、志愿组织如果不主动关注和联系“新乡土”状态，如果不积极贴近和关心城乡民众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有所作为，更难受到欢迎。因此，我回顾自己在志愿服务领域的工作，也就是非常平凡、非常朴实的“新乡土”建设，具体说是做了“挖掘机、搬运工、泥瓦匠、布谷鸟”的工作。
一
我在做“挖掘机”的工作
（图片源自网络）
我作为一名志愿服务专家，最重要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就是深入社区、农村，深入学校、企业，密切与志愿者和志愿组织交往，发现有价值、有影响的元素，汇聚起来进行分析提炼、传播推广。
记得早在1995年调查深圳特区志愿服务的时候，两个材料让我印象深刻，迄今难忘。
一是当时义工联（志愿者）理事会的理事长、、服务愿景的时候，经常说到两句话“在缺乏理想的时代，我们创造理想；在缺少热情的时代，我们创造热情！”
二是查阅义工报名表，浏览义工参与服务的动机时，有位女义工是这样填写的“因为我有慈祥的双亲，我希望天下的老人都安享晚年；因为我有恩爱的家庭，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我有活泼的子女，我希望天下儿童快乐幸福；所以我报名做义工。”
我想，就是这些朴实但珍贵的理想、愿望，让广大志愿者在市场竞争激烈、利益计较盛行的时代，执著于“爱心奉献、助人自助”的志愿服务事业，乐于帮助社会、改善民生，促进人类的美好进步。
（图片源自网络）
到了今天，我在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志愿者时，仍然发现理想抱负、社会情怀是成就志愿者领袖的重要因素。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外来工志愿者协会会长李金海，就是源于见义勇为，获得社会认可和热心人帮助找到工作，随后产生长期助人的愿望，发起建立志愿者团队，吸引许多有热情、有爱心的农民工志愿者参加，成为这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多年来，我发现来自工人或农民，来自大学生或专家，来自老人或妇女等类型的志愿者，都有多样化的动机，但是其中具有信仰、拥有爱心的志愿者往往有着特殊的魅力，能够持久吸引追随者，逐渐成为志愿组织的领袖人物。我正是深入基层，广泛交往，发现和传播这些志愿者领袖、志愿者骨干的事迹及其背后的精神力量，构建富有特色活力的志愿文化。
二
我在做“搬运工”的工作
（图片源自网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调查研究志愿服务的地点，主要是广州、深圳、方式、中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因为这里毗邻港澳、连接海外，最先受到欧美国家、亚太地区的志愿服务时尚影响，掀起当义工或志愿者的热潮。随后，我前往广东省的清远、梅州、茂名等山区农村调查志愿服务的推广，既收到城市与沿海的影响，又融合了农村民俗文化特色。再到后来，我开始与北京、上海、浙江、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合作开展志愿服务调查研究，提出了志愿服务的“南腔北调”、“京腔粤韵”等说法，发现“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志愿服务，是在继承学活动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志愿服务，是在借鉴外国时尚公益志愿基础上的扬弃转化。”
我发现，喜爱“走读社会、深入民间”的个性，使得我们在调查研究志愿服务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隔靴搔痒”；而是伴随各个志愿组织、各个志愿者的发展与成长，伴随他们经历喜悦和困惑，有利于把握中国国情条件下志愿服务发展的特殊脉络。
这样，我经常将不同地区志愿服务的创新经验互相介绍，提供更多地区或组织借鉴；也介绍各地的志愿组织相互联系，考察观摩、沟通学习，将有益的创新做法广泛传播。因此，在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位志愿者领袖开玩笑说，“谭老师，你是高级搬运工。你将我们各个组织的做法，整理提炼之后，面向全国介绍和推广，就是在做高级物流的事情。”我仔细想想，近年来所做的贡献，也就是一种“思想搬运工”、“智慧搬运工”、“经验搬运工”、“项目搬运工”的事情，为志愿服务的传播推广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三
我在做“泥瓦匠”的工作
（图片源自网络）
我常常想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专家。有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师交流，老师说道“建光，你不是学术取向的人；你是事业取向的人。人的一生能够将富有爱心的志愿服务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一辈子值得了。”
回顾20多年来关于志愿服务的调查研究与培训辅导经历，我感觉自己确实是在社会事业中做“泥瓦匠”的工作，即将一点点爱心、一点点友善、一点点创意、一点点乐趣就像是“一块砖、一片瓦”，逐渐砌成志愿服务的“有爱大厦”。
（图片源自网络）
归纳起来，我在做三个层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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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最基层的志愿组织、志愿项目提供智力支持，包括策划创新和提炼观点。近年来，集中精力整理“关爱桂城”（南海区桂城街道）、“创益菊城”（中山市小榄镇）以及启智志愿服务总队、“珊瑚虫”海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等典型组织的特色做法，提供志愿服务发展的本土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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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积极参与国家与省市志愿服务发展的调查分析，提供有科学参考价值、有启迪借鉴价值的对策建议，先后承担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的任务完成《中国社区邻里守望志愿服务调查》、《中国农村邻里守望志愿服务调查》等报告；也为广东省完成《广东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状况调查》，《深圳市“志愿者之城”建设状况调查报告》等；并且提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四项功能”即民心凝聚功能、民困帮扶功能、民生改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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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做好发展状况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学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完成《中国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分析》、《中国青年公益创业与社会创新》等为数不多的论文，为志愿服务的理解构建做出贡献。
我发现做好“泥瓦匠”的工作，踏踏实实做好促进志愿组织发展、促进志愿项目创新等事情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多的真实资料，便于做好学术理论的研究工作。
四
我在做“布谷鸟”的工作
（图片源自网络）
仔细算一算，我先后担任的从国家到社区、农村志愿组织兼任职务达到160个多，大多数是这些组织的“专业顾问”、“培训导师”、“专业指导”、“督导专家”；还有一些是荣誉会长、名誉会长、特邀会长等等。客观地说，这些都是志愿者的角色，付出热情和智慧，为志愿组织提供咨询、辅导、诊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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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承担大量培训教育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全国性培训班的志愿者领袖、骨干授课，而且直接深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社区和农村，为基层志愿服务组织的骨干做实务性知识技能培训；深入四川、吉林、湖南等山区农村的基层志愿组织骨干培训授课。有时候一天时间从东部往西部飞，从城市往农村赶路。最忙碌的一次是晚上乘动卧车从广州到北京，大清早赶到会场，参加全国文化志愿者评优工作，当晚会议结束就乘动卧车返回广州，次日大清早赶到另一个会场参加志愿服务工作会议。这些奔波与劳顿，虽然“有点累、有点苦”，但是看到社区志愿者、农村志愿者在听课之后非常开心、非常振奋、收获满满、斗志昂扬，就感觉劳累时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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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针对志愿组织发展的咨询辅导。过去十多年，大量的志愿服务团队缺乏注册登记、依法发展的机会，通常是以弱小的组织规模承担多样化的志愿服务活动，我倾听他们的困惑与呼声，提供回应和引导，在陪伴中支持志愿组织及其成员逐渐成长、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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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开展各种志愿服务项目的策划与培育，帮助各类志愿组织根据社区、农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外来流动人口的多样化需求，选择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项目，提高志愿服务受欢迎的程度。特别是自从2011年“广州志愿服务交流会”启动，2014年“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项目大赛”启动，以及各种类型的“博爱100”公益创投、“创益菊城”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评审、“全民措施”项目评审等等，我参与帮助各种类型的志愿组织设计和修改项目，参与提炼和提升项目的品质，促进志愿服务项目更加有价值、有魅力。最近，、廉思教授、耿云教授、徐庆群老师等共同提出“做智慧的志愿者”理念，希望推动更多的志愿者运用聪明才智、运用知识技能，在城乡志愿服务项目、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中作出积极贡献。
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就像是“布谷鸟”不停地吟唱、不停地呼吁，让志愿服务的声音传播更广泛，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人人心中。
（图片源自网络）
我这一生非常有幸，中学毕业赶上改革开放、回复高考，1978年考上暨南大学；工作期间有幸接触中国最早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1995年开始研究和传播志愿服务的生涯；2008年亲生参与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和汶川地震灾后志愿服务的调查研究，随后成为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专家；2013年以后更是成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华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主要专家之一，有幸参与到各个重大志愿服务活动、重要志愿服务项目的研究与推动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想，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片“新乡土”，感谢中国社会治理的这片“新乡土”，让我有所参与、有所感悟、有所成就，接触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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