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物运输无提单交付货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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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10-03 07: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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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承运人签发的是记名提单,也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但若法院依法确认外国法为准据法,该法规定记名提单情况下,承运人只要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提单载明的收货人,即履行了其运输义务。提单持有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提单交付货物赔偿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

一审:广州海事法院[2004]广海法初字第59号(2005年4月7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84号(2005年10月9日)

【案情】

原告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下称兆鹰公司)。

被告北京康捷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下称康捷空广州公司)。

被告北京康捷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康捷空公司)。

被告劲达货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劲达公司)。10月29日,劲达公司承运了该批货物,并签发了经兆鹰公司确认的劲达公司的提单。该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兆鹰公司,收货人和通知人均为礼品公司,转运代理人为康捷空广州公司,收货地和装货港为黄埔,卸货港为加拿大的温哥华,交货地点为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运费到付。该提单背面条款第2条载明:法律适用:本提单的效力依据1936年4月16日通过的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而定(以适用于劲达公司的保证为限);该法应被视为并入本提单,本提单的任何规定不得被视为承运人对该法赋予它的任何权利和豁免的放弃,或者任何义务和赔偿责任的增加;承运人有权享受上述《海上货物运输法》所规定的所有权利和豁免,尽管本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是为了从美国港口运输或运输到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货物起运后,礼品公司一直没有付款赎单。2003年11月27日,劲达公司将货物交付给礼品公司提走。2004年2月1日,礼品公司的职员安东尼致函兆鹰公司称礼品公司已破产。同年2月9日,兆鹰公司支付了银行费用人民币1630元后取得银行退回的全套正本提单。2004年5月至6月间,兆鹰公司多次致函一名叫耐特的人,要求耐特将本案货物从加拿大运送致美国交付给环球链接快运公司。同年5月19日,兆鹰公司致劲达公司和礼品公司一份传真函,兆鹰公司在该函中承诺:货物交付给环球链接快运公司时,兆鹰公司保证终止所有与该货物有关的法律诉讼,并免除劲达公司和礼品公司的全部责任;如果上述货物没有被交付给环球链接快运公司,上述关于责任免除的保证无效,兆鹰公司将保留其在中国就该争议继续诉讼的权利。

2004年7月7日,本案货物由其他运输公司从加拿大运输至美国,被美国海关以违反美国法律为由予以查封和没收。现兆鹰公司仍持有本案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

另据查,康捷空广州公司是康捷空公司在广州设立的并领取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2004年2月23日,兆鹰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称:货物在没有提单的情况下被礼品公司提走,康捷空广州公司、劲达公司作为货物的保管人,其行为已构成共同侵权。兆鹰公司请求判令康捷空广州公司、劲达公司共同赔偿兆鹰公司货物损失36 510美元、取回正本提单发生的银行费用损失196.64美元,被告康捷空公司对被告康捷空广州公司应赔付的损失金额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被告康捷空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辩称,康捷空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不是本案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和提单签发人,康捷空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与兆鹰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本案货物的交付与康捷空公司和康捷空广州公司无关。

被告劲达公司辩称,本案提单为记名提单,记名收货人为礼品公司,货物已交由礼品公司提取。提单背面条款约定,该提单受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约束。根据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3条第4款和《联邦提单法》的规定,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已经由劲达公司正确交付,没有过错。后经兆鹰公司与礼品公司协商,兆鹰公司将货物另行卖给美国一公司,并由礼品公司安排运输,结果被美国海关扣押,这是兆鹰公司未能收到货款的真正原因。兆鹰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对劲达公司交付货物行为的认可,也是对提单权利的放弃。

【审判】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作为托运人和提单持有人的原告兆鹰公司向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劲达公司依据提单提起的货物交付纠纷,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兆鹰公司将本案纠纷定性为侵权纠纷不当,不予支持。劲达公司签发的本案货物运输提单是经过兆鹰公司确认的,是兆鹰公司和劲达公司自愿选择使用的提单。该提单的法律适用条款明确约定,提单的效力和劲达公司承运货物的权利义务应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该约定是兆鹰公司和劲达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争议应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根据美国的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该法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被解释为废除或限制适用美国《联邦提单法》,而适用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涉及提单的法律关系时只有同时适用与该法相关的美国《联邦提单法》,才能准确一致地判定当事人之间涉及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案应同时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和《联邦提单法》。本案提单是记名提单,根据美国《联邦提单法》第2条、第9条(b)款的规定,承运人有理由交货给托运人在记名提单上所指定的收货人,承运人向记名提单的记名收货人交付货物时,不负有要求提货人出示或提交记名提单的义务。即承运人劲达公司已在目的港将提单项下的货物交付给了提单上载明的记名收货人礼品公司,便视为适当履行了运输义务。至于劲达公司交付货物后,兆鹰公司通过一个名叫耐特的人委托其他运输公司将劲达公司已经交付给礼品公司的货物运输至美国,造成货物被美国海关查封没收,没有证据证明该货物被没收与劲达公司有关。康捷空广州公司在本案货物运输中是承运人劲达公司的代理人,其不是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对涉案货物运输没有权利义务,也没有实施交付货物的行为,故兆鹰公司请求康捷空广州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及请求设立康捷空广州公司的企业法人康捷空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依照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3条第4款、《联邦提单法》第2条、第9条(b)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兆鹰公司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不允许兆鹰公司用侵权作为诉因是适用法律错误。兆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有权选择侵权诉因提起本案诉讼。由于本案是侵权之诉,而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所以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而不是美国法律。且无提单放货而又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美国法律违反了中国的公共利益,也不应被适用。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三被上诉人不向正本提单持有人交货侵害了兆鹰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赔偿兆鹰公司的所有损失。

劲达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康捷空公司均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劲达公司是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为涉外纠纷。对于涉外案件争议的识别,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律。虽然兆鹰公司依据提单以劲达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共同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在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合约的情况下,判断劲达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应否承担无单放货的民事责任在于承运人是否负有凭单放货的合同义务,而非民法上的法定义务,即劲达公司、康捷空广州公司的责任基础为运输合同下的交付行为,而非侵权行为。因此,本案兆鹰公司作为合法持有正本提单的人向承运人主张无单放货损失赔偿应定性为违约纠纷,本案应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处理。本案提单背面条款第二条规定:“法律适用:本提单的效力依据1936年4月16日通过的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而定(以适用于劲达公司的保证为限);……”。该条款的小标题为“法律适用”,其具体条款也指明了所适用的法律——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虽然该条款选择法律的范围仅限于内国法的部门法,但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比较明确,据此,该条款的性质应认定为法律选择条款,系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约定。

本案法律适用条款对法律适用的选择合法有效,应当予以适用。原审判决认为解决本案争议应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正确,予以维持。根据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3条第4款以及其指向的美国《联邦提单法》第2条、第9条(b)款的规定,本案承运人劲达公司根据记名提单的约定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收货人礼品公司,即适当地履行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交付货物的义务,并无过错。劲达公司交付货物后。兆鹰公司通过他人委托其他运输公司将货物运至美国并被美国海关没收,没有证据显示该事实与劲达公司有关。因此,兆鹰公司要求劲达公司对不能收回货款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康捷空广州公司不是本案运输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其未实施放货行为,对兆鹰公司主张的损失亦无过错,故兆鹰公司请求康捷空广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和康捷空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双方争议主要焦点是无提单放货案件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

(一)关于无提单放货纠纷案件的性质

本案的一审、二审都将对承运人的无单放货纠纷认定为合同纠纷,而排除了侵权诉因的选择。对于无单放货纠纷案件的定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或定性为侵权纠纷,或定性为合同纠纷,或定性为违约和侵权的竞合。将无单放货定为侵权的理论基础是: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性质,代表着提单项下货物的物权,无单放货侵害了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享有的货物的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生效以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多持这种观点。而将对承运人的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的依据是:提单是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因此,在无单放货案件中,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也有人依据提单同时具有的物权凭证和海上运输合同证明的功能,将对承运人无单放货定性为违约和侵权的竞合,由主张权利的当事人选择诉因提起诉讼。笔者认为,提单确实具有同时具有的物权凭证和海上运输合同证明的功能,但在提单流转过程中,不同的当事人持有,针对不同的当事人主张提单权利,其请求权利的基础有时是不同的。承运人的职责是将提单上载明的货物安全运抵目的港,交付给提单载明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其并不关心和涉及提单货物物权的转让,而承运人与持有提单的托运人或其他提单持有人之间已依据提单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且凭正本提单放货正是承运人应承担的基本合同义务,因此,将托运人或其他提单持有人起诉承运人的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运输合同纠纷,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不能定性为侵权纠纷。正是因为基于这种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对几个无单放货案件再审的案例和相关的复函都明确将对承运人的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本案一、二审法院正是依据上述认识将提单持有人兆鹰公司与承运人劲达公司之间的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的。持有提单的托运人或其他提单持有人如果是对承运人以外的无单放货的其他放货人,或者无单提取货物的提货人提起的无单放货纠纷,因双方要么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要么存在涉及货物物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则此时提单具有的物权凭证的功能发挥作用,双方之间的无单放货纠纷符合侵权纠纷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侵权纠纷案件。

(二)提单法律适用条款的性质和效力

提单背面条款中选择法律适用的条款,一般包括有法律适用条款、首要条款和地区条款三种类型。法律适用条款是指明该提单引起争议适用何国法律解决的条款。首要条款一般是指提单中指明该提单受某一国际公约或某一国家法律的某一特定法规制约的条款。而地区条款则是指根据某些国家国内立法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在提单中指明从事运往和(或)运出该国家港口的货物运输时必须适用该国国内法规的条款。一份提单有时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三条款或其中两条款,造成确定法律适用条款的困难。一般认为提单中法律适用条款和地区条款是典型的法律选择条款,二者同时存在于一提单中时,根据地区条款的性质,应优先按照地区条款确定提单的准据法。对首要条款的性质,在我国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属于法律适用条款,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有人认为应将该首要条款援引的国际公约或域外法律条款作为并入的合同条款,不作为法律对待,理由是首要条款往往与法律适用条款并存于提单中,且首要条款的目的在于强制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排除和限制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二者性质和作用不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交提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在提单中没有其他法律适用条款的情况下,将首要条款作为法律选择条款适用。该民事判决书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成为可以参考的案例。本案提单背面条款约定的法律选择条款使用了“法律适用”的标题,内容虽似为首要条款,但因为没有其他的法律适用条款,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将该条款定性为法律适用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条款,违反该法第四章规定的,无效。本案涉及记名提单放货,如果根据提单背面条款的约定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及其指向的美国《联邦提单法》的规定,本案承运人劲达公司根据记名提单的约定将货物交付给向记名收货人礼品公司,即适当地履行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交付货物的义务,不应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劲达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没有正本提单的记名收货人礼品公司,要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这就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是否排除当事人法律选择的问题,即本案提单上的法律适用条款是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虽然多为强制性规定,但不是其强制适用范围的规定。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一般分两类,一是内国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范,在本国法律体系内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二是冲突法意义的强制性规范,既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也不能通过法律选择排除适用,该种意义的强制性规范必须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显然属于第一种意义的强制性规范,以该条规定否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显然是没有依据的。只有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时,违反该法第四章规定的条款才无效。本案提单选择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范,也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该法律选择条款有效是有充分的法律和理论依据的。

(编写人:广州海事法院徐元平 李正平

责任编辑:张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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