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东波｜苏轼“和陶诗”研究的思考 ——评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

苏轼“和陶诗”研究的思考

——评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

卞东波

学术的要义在创新与进步，而学术的进步除了端赖新的研究文献发掘之外，对传统研究课题的深度开掘亦更为重要。对于研究成果已经高度集中的课题，除了可资依傍的研究成果更多之外，面对的挑战也更严峻。即如苏轼“和陶诗”研究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成绩也可谓硕果累累，这从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引言”部分对先前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来。但读完这部出自一位韩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多年的《苏轼“和陶诗”考论》之后，仍然觉得此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可以说本书是新世纪以来，全面研究苏轼“和陶诗”研究的力作；全书不事宏大的建构与新颖的论叙，学风朴实，但呈现了不少新的气象。

本书涵盖了关于苏轼“和陶诗”研究的各个层面，这从全书的架构可以看出，全书正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苏轼“和陶诗”概况》。这一章对“和陶诗”的概念、形式以及诗歌总数进行了辨析。“和陶诗”看似是一个稳定的概念，但宋代以来的学者对其的认识并不相同，作者经过疏理后，明确认为“我们可以知道苏轼所作的‘和陶诗’首先指依次用陶渊明原诗的韵脚来写的诗篇”（页10），这个看法是很精准的见解，也将《问渊明》、《归去来集字》等诗排除到“和陶诗”之外，从而为全书的论述对象限定了范围。次韵诗或唱和诗很容易被看成原诗或原唱的附庸，但作者发现苏轼和陶并不是一个消极或被动的过程，有的诗东坡和了两次，而且当东坡发现原诗中某个韵脚无法表达自己诗意时，还要改字，所以作者认为“这些情况都反映着在创作次韵诗的时候，东坡没有进行死板创作”（页14）。关于苏轼“和陶诗”的流传过程，作者在充分掌握苏集版本的基础上，对“和陶诗”在各种版本苏集中的传承做了清楚的疏理，同时作者还敏锐的注意到，随着明成化年间《东坡续集》的编纂，苏轼“和陶诗”在收录和传播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页20）。苏轼“和陶诗”数量在历代也是众说纷纭，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王文诰的124首之说，作者经过考辨后，重新认定了苏轼自己写信告诉苏辙的数目，即109篇。笔者对照目前存世最早的、专门的东坡“和陶诗”的注释书，由宋末元初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收的“和陶诗”数量，正是109篇，可见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本章最见功力的是第二节《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与苏轼“和陶诗”系年》，作者充分利用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对宋黄州刊本《东坡和陶诗》中的107首诗进行了编年。据笔者所知，对“和陶诗”的系年从宋人所编的东坡年谱中就已经开始了，到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集编注集成》、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等著更是后出转精，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未见到流传在日本的施宿《东坡年谱》等文献，故修定清人的“和陶诗”编年还有很大的空间，而本书作者在这部分的工作相对于前人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第二章《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一章就属于对苏轼“和陶诗”的外部研究。苏轼“和陶诗”的产生与“和陶诗”自身的特质密切相关。本章的一开始，作者就开宗明义地说：“苏轼‘和陶诗’有两大特征：一、这些诗都是运用次韵手法来写的；二、其次韵的对象是陶渊明诗。”（页59）此语非常精到，这也奠定了本章论述的视角，即从次韵诗发展史与陶渊明接受史两个维度说明苏轼“和陶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和陶诗”是所谓“次韵诗”的品种之一，次韵诗本是师友间带着文字游戏性质的唱和之作，而且苏轼诗集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就是次韵诗，作者指出，经过苏轼努力之后，“次韵手法摆脱了专门在诗歌寄赠酬答过程中被运用的局限，可以成为文人们比以前更为自由地、更为广泛地运用的手法了”（页67），“和陶诗”在东坡手里最终定型与东坡对次韵诗的开拓息息相关。接着作者又回顾了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有了前面的铺垫之后，作者下文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角度，解释了苏轼“和陶诗”创作背景。作者在对次韵诗与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唐以后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呈现出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页99），即中唐之后，次韵诗成为文人常用的手法，而陶渊明在中唐之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形成人品与诗品并重的局面。这一切皆成为孕育苏轼“和陶诗”的温床，作者认为：“苏轼‘和陶诗’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时运成熟的背景之下产所产生的历史性产物。”（页104）洵为的论。

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对苏轼“和陶诗”的内部研究。第三章《苏轼“和陶诗”的内容》，作者主要从“生活纪事”、“亲友情深”、“论史评史”、“哲理”、“士人心态”五个方面概括了苏轼“和陶诗”的主要内容。前人对“和陶诗”的内容也做过概括，但多有不周全之处，全书的概括可以是比较全面而周全的。笔者比较关注的是“哲理”与“士人心态”两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和陶诗”已经超越了文学，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思想史与心态史的价值。“和陶诗”是观察苏轼心态最好的样本之一，其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苏轼晚年的心路历程，对隐逸的希企，以及在逆境中仍然秉持淑世精神的坚毅，都让读者印象深刻。而对于生命中的哀痛与挫折，东坡皆能以理性精神加以扬弃。通过“和陶诗”这扇窗口，我们窥测到东坡生活与内心世界更丰富的空间。

第四章《苏轼“和陶诗”的成就》。这一章作者从艺术成就与思想成就两个层面讨论了苏轼“和陶诗”在中国文化史上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东坡“和陶诗”一直以陶诗原作为参照系，对其进行批评，一种认为其在艺术上“神似陶公”、“逼真渊明”、“逼近陶公”；另一种则持否定性意见，认为这些诗“枯浅”、“少味”、“粗野”、“板实”、“拙而俚”等等。作者没有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采取解释的态度，分析了上述两种说法的合理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东坡并没有一味地模仿陶渊明，其实“和陶诗”中很多地方体现了东坡的“本色”，这主要表现在发议论以及运用典故方面。作者进一步认为：“苏轼‘和陶诗’中最多的类型是，在一首之中，既受到陶诗平淡简古诗风的影响，又体现苏诗本色面目的作品。”（页209）这种分析就避免了非此即彼的偏颇。关于东坡“和陶诗”艺术成就的研究屡见不鲜，而对其思想成就的讨论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东坡“和陶诗”的价值所在。笔者对作者论述陶苏二公思想“和而不同”的部分很感兴趣，作者以《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柯》二诗为例来说，中古时代的陶渊明和近世时期苏轼之间的思想差异。对历史人物不同的评价，其实着实反映的是中国思想史的转型与演进。

第五章《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与影响》。“和陶诗”对东坡个人及整个中国文学与文化史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指出“苏轼‘和陶诗’创作，，享有充满活力并更有意义的人生”（页251），又说“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为次韵古人诗范式的确立，以及为陶渊明其人其诗典范地位的真正确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页257），所论非常准确。作者又简略分析了苏轼“和陶诗”对中国“和陶诗”及韩国“和陶诗”的影响，显示了苏轼“和陶诗”在“和陶文学史”上的价值。

虽然这是一部韩国学者用中文写作的学术专著，可能作者的中国友人也对其进行过文字上的润色，但即使这样，笔者仍然由衷敬佩作者的中文造诣，从文字表达到逻辑推衍、文本考证，再到艺术分析与理论概括，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外国学者所写的书，其对中文的把握，对坡诗理解非常到位。

从以上简略的评述已经可以看出，本书确实是一部非常有学术含量的专著，用王水照先生的话说“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页4），笔者也很赞同王先生的看法。具体说来，笔者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表出：

一、正如作者在分析苏轼“和陶诗”艺术成就时说到其“因难见巧”，作者研究这一课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因难见巧”。关于这一课题，在学术界同题研究已经非常丰硕的情况下，有的论著学术水准还相当高，作者顶着相当大的压力，努力寻找突破口。笔者认为，本书在对苏轼“和陶诗”的文本考证以及内容分析上都有不少新见，如东坡“和陶诗”总数的确考以及其思想成就的问题，都是让人信服的。

二、作者在研究“和陶诗”时并没有完全将其看作是一个封闭的文本群，而是将其置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观照，换言之，作者将东坡“和陶诗”放在宋代次韵诗史与陶渊明接受史的两重维度中加以透视，从而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看出苏轼“和陶诗”的价值与内涵。此外，作者又将东坡“和陶诗”放在宋学的背景下去看，得出来的意义也是更弘大的。如在分析其思想成就时，作者指出：“苏轼《和陶咏三良》对陶诗的翻案，，而且与宋代士人要限制皇权的思想潮流，以及尊重士人与言路自由的时代环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页241）这种论述，就比单纯的文本分析更加厚实。

三、本书的副标题是《兼及韩国“和陶诗”》，所以本书最后一节论及了“韩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并附录了“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情况表”，同时本书近一半篇幅，收录了作者从《东文选》及《韩国文集丛刊》中收集到的一千多篇韩国汉文学中的“和陶诗”作品。这批资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比较鲜见，价值非常大。我觉得这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更深阔、更有意义的研究空间。从前，我们研究苏轼“和陶诗”时，关注比较多的是其历时性的研究，研究其在中国历代的影响；但其实应该更关注一下其在空间上的影响，即东坡“和陶诗”对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汉文学的影响。本书涉及到的虽然只有一小节，但笔者感到作者已经勘探到一个巨大的富矿了，这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课题。

读完本书之后，笔者还有一些意见想提出来和作者交流。

首先，我觉得本书可以更专题化一点。本书的写法太像文学史教科书的写法，全书五章其实像一部放大的文学史章节。笔者认为，关于苏轼“和陶诗”除了作者所列的五点外，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专题，譬如苏轼“和陶诗”与北宋党争的关系，“和陶诗”与北宋文人集团的关系。另外，在宋代还有很多人创作“和陶诗”，所以笔者就想知道，苏轼“和陶诗”与其他诗人的“和陶诗”相比有什么特异之处。就如《和归去来兮辞》而言，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皆有同题唱和之作，他们的作品在文学表达与思想心态上有何异同，这些都值得探索。当然还可以扩大到整个“和陶文学史”上，东坡的“和陶诗”是否创造出一种“范式”或模式，其对后代的“和陶诗”具体的影响在何处，后人的写作有没有超越东坡的模式？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其次，笔者认为应该研究一下宋代的苏轼“和陶集”注释书。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讲得很清楚，东坡创作“和陶诗”后，遂“集而并录之”，可见《和陶集》在宋代已经成书，而且在宋代至少就有四部东坡《和陶集》的注释书：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的注释，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及蔡正孙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这四部书，施顾注目前保存完整，傅共、蔡梦弼的书已经亡佚，但在《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还有部分残文；蔡正孙的书原有十三卷，目前仅存部分目录、卷一至卷五（其中卷五亦有残缺）、卷八（残）、卷九至卷十三（卷十三缺《联句》诗及注）。此书在中国已经失传，但还有数部残本保存在韩国，因为该书保存了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及蔡正孙本人对“和陶诗”的注释而格外引人注目。目前学界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撰文揭翥了此书的价值，但本书作者作为韩国学者却不能加以利用，实为可惜。譬如作者花费很大功夫考证的“和陶诗”的编年问题，实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在学术史上已经最早对大部分“和陶诗”作了明确的编年。如注《和答庞参军》云：“此诗在惠州作。”注《和停云》云：“是诗公在儋耳作。”对每首“和陶诗”进行编年似乎也是《和陶诗话》的一个特色，如果本书作者能够加以利用这部早期《和陶集》注释书的话，学术起点可能会更高，可能也会更增加说明力。

三，关于本书，其实笔者更期待阅读的是本书的副标题显示的内容：韩国的“和陶诗”。比较遗憾的是，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不够。首先，我觉得作者收集的韩国“和陶诗”就不全。作者主要利用的文献是《东文选》和《韩国文集丛刊》，但《韩国文集丛刊》正续编不过500册，大约有一千多家的文集，如果参考此套书的话，显然不充分（作者在写作此书时，似乎也只利用了正编的内容，续编尚未利用到）；而韩国出版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3000册，规模更大，收书更多，其中包含的韩国“和陶诗”也更多。同时，关于韩国“和陶诗”的论文，作者参考的似乎也不够，所以这部分写得非常的粗浅。如果我们读一下曹虹教授《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华书局，2005年）中所收两篇论韩国汉文学中的《和归去来兮辞》的文章的话（《陶渊明〈归去来辞〉与海东汉文学》、《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就会发现深入得多。所以本书虽然副标题为《兼及韩国“和陶诗”》，但这部分内容还没有展开了，只是画了一个很大的圈，空白太多，还没有仔细描绘，所以笔者也期待着本书作者能够贾其馀勇，若干年后再为学界贡献一部厚重扎实的《韩国“和陶诗”研究》。

最后，再提一点想法。我最近读到旅美华裔学者王宇根所著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此书是北美研究宋代文学的新著，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宋代文学的视角，即从读书与写作的角度来研究宋代诗学。作者认为，北宋时期的读与写皆与当然新兴的印刷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印刷术加速了文本的产生与流通，从而使士人更容易获得书册，士人们的读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当时的诗学发展。他在该书中也谈到次韵诗的问题，作者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与金景晡先生观察的视角很不相同。他指出，中国上古和中古时代对诗歌之产生基本有两种观点，即“诗言志”与“感物”说。换言之，诗歌或是内在情志的喷发，或是受到外在物象的触动，但这种诗歌生产机制无法解释次韵诗的产生。次韵诗之产生既不是自然物象触动的结果，似乎也与传统的诗言志之道无涉，它直接产生于诗人间酬唱的文本，更多的是“文字游戏”，也就是说“诗”是从“诗”中产生的。作者指出，写作不再是对自然物象或意象的回应，而更多的与诗人或其他作者创作的既成文本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新的诗学，研究与充分利用过往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作家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写作首先受制于作家的阅读能力，而写作不成功主要是因为读得太少。

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一新的视角来研究东坡的和陶诗。东坡创作和陶诗，先是经历过一个阅读的过程，所以他读的《陶渊明集》是什么版本，他如何阅读的，他阅读时的态度如何，他阅读的心境如何，更重要的是他是如何理解陶渊明诗的，这些皆影响到他的和陶诗创作。东坡和陶诗创作的高产期是在儋州时期，东坡也讲得很清楚，他过海时，随身带的就是《陶渊明集》，可以说儋州和陶诗基本上就是东坡阅读后的产物。带着这些想法，我们再去看苏轼的和陶诗，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原有五首，东坡为何为和六首，即为何要和江淹的拟诗？是不是与他当时读到的《陶渊明集》版本有关？上面也讨论过东坡的《和陶咏三良》与《和陶咏荆柯》与陶渊明原诗的诗意偏离的问题，这其实也与东坡的阅读态度有关，东坡先是阅读陶渊明诗，然后再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进行回应，也就是说东坡对陶渊明的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种创造性阅读有时会发展为强力的阅读，甚至不惜改变《陶渊明集》的原本来就己意，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望南山”与“见南山”的公案。此处历代陶集的版本皆作“望南山”，但苏轼执著地认为这是“俗士率然妄以意改”的结果，所以他认定这个字是“见”，这一改从而影响了宋代以降的陶学史，也影响到印本时代的《陶渊明集》。陶渊明诗不再有诸多的异文，文本趋于定型，陶渊明的形象也渐渐固化。其实，苏轼的改动完全是他阅读后的想法，并不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确实是可以改变文学史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夸大阅读的决定性作用，更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宋代诗学新变都归于印刷术之上。尽管印刷术改变了宋代文学的格局，但其对诗学的直接而具体的影响还需要更细致的考察。苏轼的和陶诗有没有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这是一个极有意义与价值的研究课题。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第十二辑，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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