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善燃血为灯

有一种善燃血为灯

游宇明

如果生活在宋代，我最想认识的人不是高官，不是巨贾，不是绝色美女，更不是那些权势显赫的皇帝，而是苏东坡。苏东坡是个性情中人，他不象当时一些官僚一样伪善，而是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

我特别欣赏的还是苏东坡非同一般的善良。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当政，苏东坡因为与王安石等政见不合，遭到新派人物排挤。熙宁七年（1074年）由杭州通判调任山东密州太守。这一年密州大旱，蝗虫遮天蔽日，赤地千里，流民遍地。许多穷苦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纷纷将自己的孩子丢弃在路上，任其自生自灭。苏东坡不忍心看到这些幼小的生命就此夭折，他流着眼泪到处捡拾孩子，动用百余石库存的劝诱米，专门赈济这一批弃儿，被他救活的孩子多达数几千人。

苏东坡在其位表现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不在其位，也同样不吝惜自己的关爱。因为“乌台诗案”，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谪黄州，做了所谓“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将一家二十几口人接到了黄州，薪俸本来就微薄，供养人口又多，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苏东坡每月薪金4500钱，他规定每日用度不得超过150钱，月初领了薪金，就将钱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每日早晨用叉子取一串，便将叉子藏好。当日未用完的钱则另贮于一个大竹筒，用来接待宾客和日常应急。自己被贬官，收入也大幅减少，苏东坡却依然关注着当地老百姓的生存。黄州有个不好的习俗，只养二男一女，多生的就将其溺死。得知这个陋习，苏东坡召集一群热心人，发起成立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号召富户捐钱，每户每年出钱10千，他自己虽然一贫如洗，也一样每年捐献10千钱，用来买大米、棉布及其他婴儿必需品。由他的友人古耕道管钱，安国寺和尚管帐。苏东坡在一篇文章中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苏东坡的善还有一点为一般人不及，那就是对政敌的宽容。苏东坡是个大才子，诗、书、画都是当时第一流的，而且这个人也富有行政管理才能，经常“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宋神宗内心里对他是很赏识的。但由于一些新派人物从中作祟，苏东坡频频遭贬。然而，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苏东坡始终非常宽容。苏东坡从贬谪地黄州奉命北返，途经南京城，主动跟已经退休的新派宰相王安石见面。在逗留南京的一个月中，苏东坡经常出入王安石的寓所，两人谈佛论道、评诗品文，被后世传为佳话。

施亮一本书里介绍过一个更感人的故事。绍圣年间，宋哲宗大力流放被他奶奶高太后高度信任的元祐老臣，苏东坡再度被贬，以前跟苏东坡关系不错的丞相章淳在其中起了非常坏的作用，他明知苏东坡与其前姐夫程之才关系不好，还要故意将其贬到程之才为官的惠州，希望借程之才的手好好整治苏东坡。在惠州时，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叫“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苏东坡的诗传到京师，被章淳看到，章淳觉得苏东坡过得太快活，在绍圣四年，又以“讪谤先帝”的罪名，将苏东坡贬到更偏远的琼州。然而，当后来苏东坡东山再起，章淳被朝廷贬到雷州，苏东坡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热情地写信给章淳之子章援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并将自作的《续养生论》和有关养生药方托章援捎给其父。

苏东坡是一个生活在距我们非常遥远的年代的文人，翻遍那时的古籍，没有“人文精神”、“共同价值”这样的字眼，然而，苏东坡却用自己出自内心的善良与真诚，实践着“人文精神”和“普适价值”的高贵内涵，在自己处境极其不顺的时候，尽最大的能力关爱更弱势的人；在个人境遇有所改善，有能力报复政敌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付出宽容，这样的善绝对不是一般的善，而是一种燃血为灯式的善。难怪他不幸逝世之后，杭州、湖州百姓悲痛欲绝，相哭于市；京城数百太学生聚于慧林僧舍，举行饭僧仪式，寄托哀思；赣州僧人成群结队含着眼泪为他做佛事，他们是在纪念一个人格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好人啊！

燃血为灯的善乃是人间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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